。有时,他的判断并不正确,或者说缺乏真知灼见。比如说,他始终没有理解美国政党制度的机制和意义。有时,他也很武断,比如他对安德鲁·杰克逊的轻蔑评价,在他的书出版16年以后,还使托马斯·哈特·本顿表示不满。实际上,托克维尔总是用法国贵族的眼光去看美国,他宁愿同一个罗马天主教神甫站在一起,也不愿意同一个基督教牧师站在一起,他宁愿到波士顿的沙龙去,也不愿意到孟斐斯的酒巴间去。人们也不能否认,他对自己收集的大部分材料十分珍惜,在整理它们的时候唯恐安排不当,可以说象一个昆虫学家似的,尽可能把自己的蝴蝶标本排列得好看一些。显然,托克维尔应当多多感谢他曾详细请教过的那些人,而博蒙就是其中之一。任何人只要读过博蒙的《玛丽》(一部很好的著作,但后人不愿意承认),就不能不认为,正是两个旅游者在九个月当中的日以继夜的讨论,才给托克维尔的理论勾出了清晰的轮廓。如果没有一位他能够信赖并能谅解他的知心朋友伴随旅行,他就不会建立其他的理论。其实,应当说只是由于博蒙一再写信帮助他,他才得以顺利地写下去的。Р无须讳言,不管你从什么角度去看,《论美国的民主》都是托克维尔的著作,而且在写作意图、写作方法和对比方面,既有缺点又有优点。这显然是一部怀有感伤情绪的贵族作品,但它却能高瞻远瞩,看出贵族特权的时代已经日落西山,而一个他所不欢迎的新的阶级,正以飞快的速度走上即将由它统治的历史舞台。他非常清楚地知道,1830年的革命是法国的君主政体和贵族阶级为把钟表的指针拨回到1789年以前的时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由于他认识到旧制度已经过时,所以他开始考虑资产阶级胜利之后法国将会如何,并使人相信他应当做这样的最后考虑。人们也许要问:既然托克维尔有了这样的直观认识,那他为什么不试图对已经进入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时代的大不列颠写一部书呢?我认为原因有二:第一,他觉得英国离法国太近,不足以避开一方面是由家庭和朋友,另一方面是由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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