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力扼杀共和主义、社会正义和自由理想;还因为他不惜以抛弃已有的荣誉和安逸的生活为代价,不怕走上法庭,不怕围攻,不怕监禁和流放,而把这场势力悬殊的壮举坚持到最后一息。为维护法兰西精神而反对法兰西,这是不同寻常的。马克·吐温写道: 一些教会和军事法庭多由懦夫、伪君子和趋炎附势之徒所组成;这样的人一年之中就可以造出一百万个,而造就出一个贞德或者一个左拉,却需要五百年! 如果目睹了人类生命质量的差异之大,应当承认,这些话也不算什么溢美之辞。Р但是,在左拉周围,有一个富于理性、知识、良知和勇气的知识者群体和左拉战斗在一起的左拉们,这是不容忽略的。正是因为有了卢梭和整个启蒙运动的思想滋养,有了法国大革命所培育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民族精神,才有了这样一个团结的坚强的精神实体。没有这个实体,未必能够产生这样一个勇敢而坚定的左拉;没有这个实体,左拉的单枪匹马的战斗将会因严重受阻而中断。惟其有了这个实体,在社会正义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一定能从中产生一个左拉,或不叫左拉的左拉。Р事实上也是如此。在法国作家拉努的传记著作《左拉》中,有叙述说:事情开始时,埋头创作的左拉还处在犹豫不决的状态,他是被德雷福斯派的人物推举出来的;尤其重要的是,他是被一群记者、律师、历史学家说服的。周围的一群人物是如此优秀,他们完全因为一个犹太人的冤案而被吸引、凝聚到了一起。难得的是,其中如作家法朗士、报人克列孟梭,都是与左拉不同类型的人物,在有关专业或别的意见上并不一致,甚至相反;然而仅仅凭着正义感这东西,他们就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把左拉的斗争当成自己的斗争,在斗争中,表现出强烈的团队精神。像克列孟梭,他改组《震旦报》,倾全力支持左拉;左拉的檄文《我控诉》的题目,也是经他建议加上去的。他们陪左拉出庭,在左拉离开法国后仍然坚持由他开始的斗争;在正义因左拉蒙罪而使全国沮丧,法兰西的精神财富面临沉沦的危险之时,他们便成了号角和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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