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车立刻就开走了。出租车开到文庙屠宰场的后面,韩勇义早就等候在那里,扶着赵一曼女士上了雇好的轿子,大家立刻向宾县方向逃去。赵一曼女士住院期间,发现警士董宪勋似乎可以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分析,她觉得有把握去试一试。她躺在病床上,和蔼地问董警士:“董先生,您一个月的薪俸是多少?”董警士显得有些忸怩,“十多块钱吧……”赵一曼女士遗憾地笑了,说:“真没有想到,薪俸会这样少。”董警士更加忸怩了。赵一曼女士神情端庄地说:“七尺男儿,为着区区十几块钱,甘为日本人所役使,不是太愚蠢了吗?”董警士无法再正视这位成熟女性的眼睛了,只是哆哆嗦嗦给自己点了一颗烟。此后,赵一曼女士经常与董警士聊抗联的战斗和生活,聊小兴安岭的风光,飞鸟走兽。她用通俗的、有吸引力的小说体记述日军侵略东北的罪行,写在包药的纸上。董警士对这些纸片很有兴趣,以为这是赵一曼女士记述的一些资料,并不知道是专门写给他看的。看了这些记述,董警士非常向往“山区生活”,愿意救赵一曼女士出去,和她一道上山。赵一曼女士对董警士的争取,共用了20天时间。对女护士韩勇义,赵一曼女士采取的则是“女人对女人”的攻心术。半年多的相处,使韩勇义对赵一曼女士十分信赖。她讲述了自己幼年丧母、恋爱不幸、工作受欺负,等等。赵一曼女士向她讲述自己和其他女战士在抗日队伍中的生活,有趣的、欢乐的生活。语调是深情的、甜蜜的。韩护士真诚地问:“如果中国实现了共产主义,我应当是什么样的地位呢?”赵一曼女士说:“你到了山区,一切都能明白了。”南岗警察署在赵一曼女士逃走后,马上开车去追。追到阿什河以东20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赵一曼、韩勇义、董宪勋及他的叔父,将他们逮捕。赵一曼女士淡淡地笑了。赵一曼女士是在珠河县被日本宪兵枪杀的。那个地方我去过,有一座纪念碑。环境十分幽静,周围种植着一些松树。我去的时候,在那里遇到一位年迈的老人。他指着石碑说,赵一曼?我说,对,赵一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