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参见张仲民的文章“‘讲故事’的文化史研究—读《档案中的虚构》”。? ? 新文化史的兴起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兴趣和关注。西方新史学的一些倡导者先后应邀来国内讲学,“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和“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帕特里克·乔伊斯教授访谈录”是对他们的两篇采访录,可以从他们的交谈中体会他们对新文化史的理解。Р其实,新文化史的一些特征在属于新史学范畴的一些著作中已经出现了。早在20世纪70年代,法国以及欧美的历史学家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新的文化分析方法去研究政治史。例如勒费弗尔的研究引进了文化和意识的分析,就象他用“大惶恐”的概念对1789年法国农村中农民的心理因素进行了分析。阿贝尔·索布尔从政治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去分析巴黎无套裤汉和各种社会群体的运动。弗朗索瓦·弗雷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考察了造成法国革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显然受到了当时转向对符号和语言进行讨论并注重文化因素的趋势的影响。莫里斯·阿古尔洪和莫纳·奥祖夫对19世纪法国的节庆活动和歌谣中出现的符号进行过研究,尤其是罗伯特·达尔顿的《大屠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诞生。书中赋于了符号性行动以特定的意义,通过这样的方法,深层的结构以及文化的基本密码便自己呈现出来了。Р这样,过去的事实便变成了一种与文字史料极其相似的文本并需要对它做出解释。如果说这种民众文化分析法一度存在着把个人淹没在深层的意识结构中的倾向,而正是这种意识控制着个人而不是相反,那么,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赫伯特·古特曼的《工业化美国的工作、文化和社会》和卡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等著作则着重强调意识的作用,强调有意识的行为。汤普森和金兹伯格的著作向历史学家说明,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可以用来认识那些造成现代社会发生转变的力量。有关新文化史的类型和特征,可以参阅周兵的论文“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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