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测候所 9个,合办的 19 个。其中如泰山、峨眉山和拉萨测候所都是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以后建立的,不但为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科学资料,也为当时中国参加国际极年观测提供了可能。竺可桢被誉为“浙大保姆” 1936 年4月,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当时的浙大应该可以算是全国最破败的大学之一。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了,浙大与整个中国一样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 1937 年底,面对着岌岌可危的学校,竺可桢决定带领全校 1000 多名师生走上“西迁”之路。学校从杭州迁往浙江建德,再由建德西迁到江西,后又到广西宜山落脚,最后到达贵州遵义,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有名的浙大“四迁”。和学校一起流亡的还有全校的近 2000 箱的书籍和教学实验设备。上千名师生“驮”着一个学校,在烽火连天的夹缝中艰难前进,然而每到一地,竺可桢第一件事便是让学生们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打开,按时开课。在贵州安定下来之后,竺可桢率先在浙大施行了当时在国外普遍使用的导师制;每个星期浙大都邀请国内外一流的学者讲学,贵州的山沟一时间也因为这所大学和世界联系了起来。也就是在这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竺可桢提出了浙大的校训:求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这也成为流亡中浙大精神最好的诠释。 1946 年,在经历了整整 8年半的流亡之路后,浙大在竺可桢的带领下安然回到杭州。这所颠沛流离的大学,在抗战硝烟中崛起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1949 年3月6日,竺可桢 60 岁了。浙大学生自发为校长举行祝寿晚会,学生为竺可桢做了一面旗,上面写了四个字——“浙大保姆”,以表达对这位殚精竭虑的校长的崇敬与感激。然而竺可桢没有参加晚会,也没有接受一件贺礼, 没有人会想到他正面临着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为了躲避蒋介石政府要求他去台湾的命令,竺可桢离开了精心耕耘 13 年的浙江大学,悄悄地去了上海。竺可桢被誉为“浙大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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