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意义。戈兰蒂宁愿把批评界对莎剧人物的重视向后推一百年,而轻视卡文迪什的批评。他慷慨地承认莱辛、施莱格尔和歌德这些男性德国浪漫主义者影响了英国国内对莎士比亚的评价,却拒绝承认蒙塔古夫人的先锋地位。他把批判莎士比亚的莱诺克斯和拥护莎士比亚的蒙塔古、格利菲斯相提并论,而无视她们各自的历史价值,只是因为她们是当时参与莎评的少数女性。由此可见,他的哈评史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的烙印。男性莎评史家对女性莎评的敌意,源于他们对女性威胁的焦虑。女性参与批评的现象本身比她们的评论内容更令男性介意。弗吉尼亚·伍尔夫发现,“女人数说这本书写得不好,那幅画没有力度,或者其他什么,往往会刺痛男人或激怒他们,而别的男人做同样的批评,伤害就小得多”(《自己的房间》,495)。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Gilbert)和苏珊·古巴(SusanGubar)在她们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探讨了阴茎(pems)与笔(pen)之间的隐喻关系。男性一向认为,所有创造性的劳动,包括写作与表演,都是男性的特权,正如男性有阴茎而女性没有一样。因此,弗洛伊德理论认为女性写作是出于阉割情结(plex)与阴茎嫉妒(penisenvy)的疯狂的行为。十七世纪的女作家玛格利特卡文迪什被她的同时代人称为“疯疯癫癫的公爵夫人”(521),就是因为她无视男性的敌意,无拘无束地写作并出版体裁多样、题材丰富的作品。在整个十九世纪,无论在戈兰蒂的文章中还是在哈里斯和斯哥特的书中,女性莎评几乎是一片空白。当时的男性浪漫主义批评家普遍认为,《哈姆雷特》这部戏剧中,只有哈姆雷特这个人物才是最值得研究的对象,奥菲利亚和葛楚德只有在有助于理解他的性格时才有研究价值。而当时的女性哈评倾向于探讨奥菲利亚性格的形成,因此她们的批评成果被排除在当时的正统莎评之外。现代男性哈评史家继承了当时的评价机制,继续把女性莎评家对奥菲利亚的性格批评阻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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