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没有唯一的结论,更没有最后的结论。他早年写《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就曾经强调文学无法定义,他说文学像“天童舍利,五色无定,随人见性”。这句话看上去玄乎,带有不可知论的味道,但实际上是深刻地把握了文学的本质,各种事物也好,文学现象也好,总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这是我个人此次粗读《中文笔记》最大的感想。蚇蒅王安石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钱先生在《谈艺录》中,总评王诗时有褒贬,但贬重于褒,尤其是对其“巧取豪夺”的指责:“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夺,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可谓入骨三分。在《宋诗选注》中,那句“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分量很重,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中,这一贬斥,带有毁灭性质。《容安馆札记》只见少许赏会作品之语,未见总体评骘意见。《中文笔记》第二册中却有一大段评述:“荆公兼擅各体,而五七古、七绝尤为粹美。其古诗凝而不生涩,有力,于欧逸,于梅劲,而能适未酣放耳。其以文为诗,直起直落,北宋无第二人。惟说理语、参禅语太多而不佳。五律雅有唐音,往往有似摩诘,拗相公恬淡如是,亦一奇也。七律对仗精切,一代无两,笔气矫挺。惜大半为句头所坏,纯粹者少。七绝则几乎篇篇可传矣。大体论之,荆公诗劲硬,是其所长,稍欠顿宕开阖,故笔阵轻疾稍单。要之是大作手,不下东坡,袁随园、潘养一辈正未知也。”这段一百七十字左右的总评,除个别处外,均是颂扬一片,这在钱先生的评诗中极为罕见,“不下东坡”的“大作手”之评,尤为醒目。将其与他的其他评论王安石诗歌意见“捉置一处”,对勘互验,更会引出一系列的问题:是视角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因而结论有异?是写作的具体时期、背景不同,评诗的标准有所调整?各处所言各有侧重,都非率意之笔,有其自己的理路与立场,但又如何综合考量?王国维评周邦彦,从词品拟为“娼妓”到“词中老杜”,至今仍是词学研究中的一道难题,钱先生似乎也提出了相类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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