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制度经济学虽然作为一种西方学说很晚近才被介绍到中国来,但中国人对“制度”概念并不陌生。更注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人,对人与人的关系尤为关切,从而很早就注意到人与人关系的稳定均衡———制度的意义。《诗经》中已经明确“天生民,有物有则”的道理,周朝用“礼”这种特定形态的制度主导社会秩序,礼乐文化成了后来中国制度结构的主要内容。集周礼之大成的孔子则更是引进理性主义成分,提出了“仁”、“和”、“中”等包含制度均衡的概念,并毕生“克己复礼”,为中国后来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一千多年后复兴了儒学的宋明儒家,也是把他们强调的“天礼”、“心性”引申到了典章制度、朱熹所编《近思录》专辟了“制度”一章,受儒家思想熏陶了两千多年的民族,既尊重“祖宗家法”,又强调“其命维新”。中华文化内涵对制度的理解,为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7]。应该说,以上分析是很有意义的,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非常重视“制度”的作用,并且其含义与制度经济学有契合之处,从而有利于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很快得到认同并产生广泛影响。文化上的契合让中国体制改革选择了制度经济学,也让制度经济学找到了大展身手的舞台。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进入中国以后,赢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最好对象。新制度经济学的体制创新观点,让中国的体制改革者们兴奋不已。目前,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中国体制改革问题进行分析时,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观点或体系。随着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的体制改革实践也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参考文献:[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249.[2]刘学强.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力[J].特区经济,XX,(5).[3]刘汉良.市场经济与新制度经济学[J].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X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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