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见出中华传统艺术思维的民族特异性与人类共同性;如何在研究策略上,既将艺术思维与思想分开,又是不可避免地或者从艺术思想进入来揭示艺术思维的品格与规律,或者直接论证其艺术思维方式及其人文、历史过程以证明艺术思维史的“文法”实质及其规律。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做出了自己的探索。比如关于“原始思维”,世界上每一民族的文化、艺术,都曾经经历过一个原始思维的历史与人文阶段,因此原始思维毫无疑问是一个文化人类学问题。然而,中华民族关于文化、艺术的原始思维,却更多地与原始巫术文化而不是原始神话、原始图腾相联系。同样的“天人合一”,从智慧角度考虑,是意大利学者维柯《新科学》所说的“诗性智慧”;从智慧角度分析,又是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所说的“原逻辑思维”。两者的区别,仅仅是中华民族自古具有的生命状态内部的区别,而这正如《周易》所言,天人“合”一于“生”。“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乃易理之根本,其实也是巫之根本。所谓“趋吉避凶”,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生”吗?生是巫,也是诗的主题。巫的感应、移情,是后之审美文化的根因;而所谓艺术思维,其原始方式,实际即文化思维。因为原始意义的艺术,是广义的,指包含一定审美因素的文化。《中国艺术思维史》论证其“思维”的人文“气质”,从“巫”、“天人合一”进入,这种学术理念与论思方式当是可取的。从“巫”谈艺术思维之“和”与“类比”、“现象”、“味象”等等,也是有理有据的。然而,任何历史的研究与撰写,其实都不能追溯历史之最早的源头,这正是人之存在与学术的尴尬与痛苦。从“农耕文化”与“巫”开始研究中华艺术思维的起因,应是学术研究之正途。然而,中华艺术思维的“第一因”,又不是“农耕文化”与“巫”,因为在此之前,还有漫长的为我们所难以把握的关于“艺术思维”的“前史”。尽管如此,《中国艺术思维史》一书对中国艺术思维的缘起、发展、流变,还是做了一次可贵的学术梳理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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