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上,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费孝通在序言中阐述知识社会学的缘由。Р作为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宗教人类学研究学者之一,田汝康对人类学“他者”的关注,可以很明显地体现在其这本著作中。他正是通过对芒市边民的摆夷社会的调查和理解,来构成对现代社会或者说市场经济模式下的社会的一种反思。而几乎同一时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佛蒙特州伯灵顿学院,卡尔·波兰尼也在酝酿同样的反思,并撰写了他的《大转型》。而那场可以称为世界浩劫的战争,或许是二者理想与信念系于一处的最直接的原因。田汝康身在芒市时,战火已在中国大地燃烧。他在书中说,“墨索里尼认为生活的目的是为了战争……一个国家不仅要应付战争,反过来说是需要战争。试想这同摆夷的看法不论在意识上或逻辑上,到底找得到什么区别来!”而他随后有关摆夷社会的阐释,或许也正是希望在这种逻辑下,能够有一种消耗来代替战争,这就是“摆”。卡尔·波兰尼的长兄奥托(亦有一种说法,认为奥托为其表兄Р 栗本甚一郎通过卡尔·波兰尼的妻子提供的信息,纠正了德鲁克认为奥托为波兰尼家族长兄的说法。Р),曾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其在创办机关报《前进》时结实了该报编辑,并为之提供财务支援。这个人就是墨索里尼。而随着一战的爆发,奥托的社会主义理想破灭了,于是转而信仰法西斯主义,并因此与家人断绝了关系。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已经无法再相信墨索里尼,并对其深恶痛绝。《旁观者》,彼得·德鲁克,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9月。Р这一段经历,对于卡尔·波兰尼的震撼,无疑进一步促使他反思二战,反思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并进一步反思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田汝康与波兰尼在那样一个极端的时代背景下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之所以至今对于我们来说仍然宝贵,就在于他们提供了两种构建未来社会的可能。无论是田汝康的双重等级体系的彼此弥补,还是波兰尼的“经济整合的社会原则”,都是一代人类学者为社会与文化的存在和延续所做出的不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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