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员、私章。敌军将这些文字材料和实物都作为红军“罪证”,装进被捕红军人员的“罪犯”案卷袋里。这些资料对于我们准确地记载这支红军队伍历史状况,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如果囿于党规做法,去仅查阅档案馆组卷的革命文献卷宗,不另辟思路,同时也去敌伪档案中去寻找,就不可能发现这么珍贵的史料。这么珍贵的史料也就可能失之交臂,混杂在被旧纸堆里,不被人所知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档案资料,同样要尽可能搜集齐全。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地方党组织领导当地干部、群众日以继夜地做了大量工作,但限于当时的各方面条件,大多工作做了,却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五六七十年代也一样,一边是日夜突击地干、你追我赶地干,一边是仅有少量文字记载,留下的档案资料也不多。现在各地党史部门在写中共地方党史第二卷,写的是当地解放前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这段地方党组织历史。各地普遍反映,这个时期的档案资料也是不足。所以这个时期党组织的档案资料,也要尽可能搜集齐全。但是,对于弥足珍贵的地方党组织的档案资料,又不能全信,不能仅凭党内文献为历史作结论。要认真反复阅读,与已经掌握的其他史料进行核对思辩,看看档案资料是否全部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事物的本来原貌。这是因为,党的档案资料虽是了解、研究、编写党史最主要最可靠的史料,但这是相比较而言的。有的档案资料,由于当时形成的情况具有特殊性,所以会存在局部或大部甚至完全不准确的情况。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地下党斗争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有的工作报告、总结、请示,不可能召集全部知情人一起汇总商量后才写,实际情况是个人或少数人商量后代表集体写的。而每个人掌握的情况总不可避免与他的经历接触有关的,所以文献中所叙述的情况就不可避免地可能会存在以偏概全甚至失误的问题。关于敌伪档案资料,我们同样要努力去查阅。一般而言,其叙述的时间、地点是比较准确的,其叙述涉及的敌伪方人员、部队番号,可资我们采用,而这
全文预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