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346页。如果说上述论述比较侧重于从美国外交思想的继承性和发展的关系中探讨其在冷战后的新特点,因而也难以超越美国人既有的分析框架,那么可以说时殷弘对美国民族主义的揭示和批判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民族主义长期以来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学术界用以分析和描述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外政策特征的主要范畴。在西方的话语中,“民族主义”甚至是一个贬意的话语。时殷弘认为,美国的民族主义“对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作用非同小可”,孤立主义、单边主义一类思想、情绪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美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特别是“美国的民族主义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不时以趋于极端的形式存在”。时殷弘:“美国极端民族主义——平美国参议院否决全面核禁试条约“,《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1——2期。刘建飞认为:“民族主义是美国外交的最高指导思想,是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有机统一体”。“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第83页。关于美国外交思想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有关的论著进行了探讨,并普遍认为美国外交思想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发展和执行中,均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概括地说包括指导、促进、质疑、修正对外政策等等。其中王勇的文章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冷战后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思想争论。他探讨了争论涉及的几乎所有问题和方面,并通过对那些争论的分析的出结论认为,“美国对外政策将继续反对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做法,将在继续采取单边主义政策的同时,更多地强调多边合作的重要性,将在继续鼓吹美国价值观的同时更多地强调务实主义的做法。美国对外政策将保持着这种延续性进入21世纪”。王勇:“试析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思想争论”,《克林顿治下的美国》。如果今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大致如此,将有力地证明研究美国外交思想的重要价值。还有一些学者阐述了“理想主义”、“民主和平论”等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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