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于中国古人,犹如在陆机颈脖子上打一条领带。其次,陆机注重词采、声韵美,即便是注重艺术形式的因素,这恰恰是魏晋时期对于艺术的自觉的标志,艺术的自觉即是对艺术自身的独立地位和价值的自觉,不象言志派,载道派,往往将艺术作为某种手段。对此,我们可从二十世纪初俄国形式学派理论得到深刻认识。故陆机非但没有错,而恰恰是了不起的贡献。至于说六朝,特别是后期文坛那种纤丽柔弱、靡烂的文风是陆机一手造成的,显然不答合事实,陆机也没这么大的能耐。五四以来,建国以后,特别是文革时期,学术思想中弥漫着一股极左风气,似乎注重思想内容的就是好的,注重艺术形式的就是坏的,连郭绍虞也受时代风气所左右,他在五九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文赋》是形式主义,后来又称赞《文赋》提到了形象化的问题。总之,《文赋》第一次提出了尚巧、贵妍、重声的艺术标准,这是一条较完整的审美标准,是非常可贵的。3、作文的五要和文章的五病是陆机运用其艺术标准对具体问题的品评。会意、遣言、迭声在具体作品中常常难以完美的结合,出现了很多复杂情形,陆机主张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对于那些意与言,言与声有矛盾的(离之者双美,合之者两伤),要看它的剪裁和缝合工夫;对于那些文繁理富,中心不明的作品,要看它能否在关键处“立警策”,善立警策也是会意尚巧的要求;而对于三者结合得好的作品,要看它是否独创,有无因袭雷同;对于那些有秀句但没有很好的配称却能使全篇生色的,应加以赞扬。陆机这些看法都非常具体,且有见地,也是前人未提过的。陆机还用其艺术标准批评了五病,如批评“穷迹孤兴”、“遗理存异”、“寡情鲜爱”苦其病在“意”,“憔辞悴音”、“寻虚逐微”、“清虚失艳”,其病在“词”、“音”。所以《文赋》以音乐作比喻,要求作品要“应”、“和”、“悲”、“雅”、“艳”五者结合,即要以华丽的词语、和谐的声韵表达雅正的内容,具有感人力量,这是陆机对作品更为具体的一些美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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