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第三,日本的安全保障……对日本来说,不仅依靠日美安保条约,还要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如中日美三国形成等边三角形关系的话,远东的和平就能实现。日本与中国建立正常国家关系,比在亚洲建立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更能成为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日]毛里和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P69) Р中方与日建交的考虑,毛泽东:团结美日在内的国家,共同对付苏联扩张Р那么中方又是出于什么目的急于与日建交呢?1973年2月毛泽东会见基辛格,说:在尼克松访华短短一年间,随着中美在反霸权问题上意见趋于之一,以及中日关系正常化逐步实现,中国方面对日本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中国实际上已经把日本视为反霸(即反苏)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的联合抗苏)”,很显然,中日建交是中美关系解冻的结果,同时毛泽东策划着由这些国家组成的联合抗苏国际统一战线。而且在1974年1月5日会见大平正芳外相时,提出了“团结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国家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这样的构想。(《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日]毛里和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P77) Р本专题参考林晓光《回顾与思考:从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档案看40年前的中日邦交正常化》,《领导者》2012第六期,未注明资料均出自此文Р结语Р中国的对日邦交正常化,主要动机还是出于对抗苏联的战略考虑,另一方还是力图利落地一刀斩断日本与台湾的关系,谋求日本确认政权的合法性。这种战略确实提高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但是也使得在中国在谈判过程中对日本作出了诸多让步。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领导意志过重,民意被排除在外,诸多实质性问题被搁置或被以“政治方式”解决,而这也给日后中日关系留下后患。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就是其中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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