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对译”著述外,他的政论一般都发表在香港《循环日报》上,一般所称的“洋务”言论和大量涉及时政的议论也统一汇编进《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和《续钞》之中。加上其他各类著述,总数多达36种。由于其对中外政局变化的分析,王韬常常被视为中国近代变革思想的先驱,但他的变革论往往呈现出一种新旧杂糅的特色。如在《禁游民》这篇文章中,王韬提出的建议包括鉴于官、士、医、僧道游堕无根,应该设法把他们驱赶回“四民”的行列,这只是一种古老治术的思路,谈不上与现代变革有什么关系。又如他谈及废科举、废时文的主张也多为前人屡次提及,似乎未见新意。但是,如果把这些言论串接起来,置于清朝当时危机频现的语境中观察,即可凸显其先驱的意义。比如他认为“今国家之予士也,取之太多,简之太骤,人人皆可为士”,导致“民”与“士”身份难分,故考试取士,亦当减其额,远其期,减慢考试频率和录取人数,在当时应是明智之见,即使放在今天也有警示意义。Р与一般从事举业的士子所走的人生路途相对平缓不同,王韬一生经历奇诡多变,从一名乡间正统儒士转变成为洋人佣书的雇员,难免会承受舆论的巨大压力。如他曾自嘲说:“今人得温饱便不识名节为何物,可嗤可惜。我今亦蹈此辙,能不令人訾我短耶?”其佣书的身份甚至到了“物议沸腾,难以置喙”张志春编著:《王韬年谱》,24页。的地步。他虽深浸于儒术,却又未以此为谋生之本,虽有经世之志,却终生未有机会踏上践履之途,故其思想与行为始终是脱节的,表现出一种驳杂含混的气质。Р同时,王韬拥有的复杂身份却又使其拥有远高于普通儒生的双重视野,在传统与现代观念之间纵横游弋,时发警语奇论。即使对于炙手可热的洋务人才,王韬也加以针砭,如说:“须知稔悉洋务者,未必皆通西国语言文字之人,是在能逆探其情耳。迩来之知西学者,类多娇矜自负,其料事粗而疏,其观事轻而易。未得西国之所长,而偏陷溺于西国之所短。一旦任之以事,未有不偾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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