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彻底改革,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强大起来;而原本强盛的六国却因宗法势力的强大,因循守旧,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衰落。秦强盛起来后,积极向东方发展,夺取六国的土地。六国也曾联合起来对抗秦国,这就是所谓“合纵”。但他们又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这种联合并不巩固。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韩、魏、楚三国都紧靠秦国,因此直接受到秦国的威胁和侵略,在秦国强大的军事和外交攻势下,纷纷割地求和,并最早被消灭,齐、燕、赵三国随之相继灭亡。六国灭亡,“非兵不利,战不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仅仅是因为割地赂秦。苏洵不从其他方面去论证,而抓住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一点来论证,是为其针砭现实服务的。Р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实行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向西夏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苏洵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撰写《六国论》的。Р 苏洵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单纯地评论古代的历史事件,而是借古讽今,警告北宋统治者不要采取妥协苟安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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