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拒绝文部省授予的博士称号。然而文部省声明,这是敕令,不能辞退。夏目漱石固执地说,“总而言之,文部大臣表示不取消授予,我则表示不取消辞退。社会承认我的辞退呢,还是承认文部大臣的授予呢?这要根据社会的常识以及社会对学位令所加的解释来决定。但是,无论文部省如何,社会如何,我有按照自己的想法肯定自己的自由Р”13(P114)。在“博士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个月,夏目漱石就发表了《文艺委员是做什么的》的文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设立文艺院并制造官选文艺委员,其实质是为了文艺仅仅适应行政上的需要,而使作家失去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Р1914年,夏目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发表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讲演时,他强调首先要“发展个性”、“尊重个性”,并称“我毫无忌惮地公开说,我是个人主义”者,但他也并非蛮横的个人主义者,他主张发展自己的个性的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个性。如果说鲁迅是当时中国文坛的一个另类的话,夏目漱石同样也是其时日本文坛的一个另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同属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个人意识的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Р期待愈高,失望愈大,是为通则,鲁迅与夏目漱石参与现实的热情愈大,现实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愈深,《野草》与《十夜梦》正是他们各自在现实碰壁的结果,反思、苦闷、压抑、叫喊、迷茫无不浸透其中。Р从主观方面来说,一个满腔激情的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在面临挫败时往往有两种选择,一是钻进丛林中,独自舔愈自己的伤口,以飞蛾扑火的精神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一轮的拼搏中,是为鲁迅;一是步入禅院,以期在静思默想之中获得心灵的宁静,并希图以神性的光辉照亮内心的阴暗从而造就完美世界,是为夏目漱石。Р这是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之二。Р总之,我们分别从客观方面(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主观方面(知识分子的禀性)两个角度进一步地了解到鲁迅和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为人和为文呈现出一些相似风貌的原因之所在。Р【
全文预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