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言论,震惊了整个朝廷。客观上加快了北宋政治改革的速度和进程。这次事件,极大提高了轼辙的社会声誉,尽管有争议和大风险,但制科考试最后“苏轼入三等,辙为四等。轼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辙除商州军事推官。”(见《苏轼年谱》)兄弟二人从此体体面面地踏上了仕途。Р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直言难、要规劝(君主立尊长或朋友)谁使改正错误自然难上加难。梳理三苏父子的著作,他们无论为官为民。都承传了这种优良的作风。苏轼于《谢制科启二首》谈到:Р“某生于远方,性有愚直,幼承父兄之余训,教以修己而治人。虽为朝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许国。”明确揭示了优良家风对自己的影响,充分肯定了直言敢谏的目的和价值:“常欲挺身而许国。”表达了珍惜、维护和发扬光大的意愿,很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Р四、爱民忠君Р三苏父子均来自民间,无论生活状况或思想感情,都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一直保持着天然的联系。特别是他们自劝从儒家学说中汲取了民本思想的精华,崇尚理想为三代政治,满脑袋的圣君贤相、治国方略。特别是宋朝大力实施的科举制度,已经分别把三父子推向了历史的前台甚至风品浪尖上,他们必须在社会的主流意识和变化无常的官场生活中,找到可靠的立足点和着力点。Р简而言之,中国的民本思想导源于主张“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孟子接着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见《孟子·尽心下》)杰出主张,《荀子·王制》更演绎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依存关系。历代的开明君主都把“爱民、忧民”作为施行仁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而历朝历代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则将民本思想作为立身行事的标杆和武器,并发展成“爱民、重民、利民、恤民”的思想体系。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和以君为本的君权至上理论,长期共存,此消彼长。只有相对比较开明的君主才会一定程度上容许或局步承认民本思想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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