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还是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时常力不从心,因此在基础设施领域适当引入市场机制是合理选择。 1.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研究公共支出增长效应的文献大都忽略了筹资手段的影响。如果不考虑政府的融资约束,外生的基础设施投资无疑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而政府公共投资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与行政性贷款安排,通过税收渠道和利率渠道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如果基础设施投资由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来融资,高额的税收压力会降低资本和劳动的边际回报率,使得家庭储蓄与劳动的积极性降低,私人投资倾向因预期净收益率的降低而削弱,对私人投资造成激励扭曲(Kamps,2005b),长期会抑制经济增长;如果基础设施建设由国内金融市场融资而来,不论通过提高利率还是压缩私人部门的信贷配给,都会挤出私人投资,且大量资金长期占用会加剧银行体系不良信贷资产的风险,增加利率中的风险溢价,从而提高借款成本。庇古提出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施征税,即存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时,向企业征税;对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的部门实行奖励和津贴,即存在外部经济效应时,给企业以补贴。通过这种征税和补贴,就可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采用的“谁受益,谁投资”的政策是庇古理论的应用。在政府具体的财税政策方面,最优税收政策应依据所提供基础设施的拥挤性而定,以使税收对投资和储蓄的调解与刺激作用得到最充分发挥。如果政府提供的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品,则一次性总付税优于所得税,因为所得税会对劳动供给、储蓄以及投资产生扭曲效应;如果政府提供的是具有拥挤性的公共品,则政府征收类似于向使用者收费的所得税优于一次性总付税(BarroandSala-I-Martin,1992)。使用费形式的拥挤性基础设施投资,在微观层面可减缓拥挤性,在宏观层面一定程度上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存量,有效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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