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处尽可由人来作主。理的宇宙,则先已规定了,在此规定中,无法有变动,谁也不能另有主张,另有活动之余地。”[15]在钱先生看来,先秦儒家强调明道精神,而宋代儒家强调穷理精神。并说:“中国人讲道,有些处颇近于西方宗教精神。而中国人讲理,则有些处颇近于西方科学精神。”[16]但钱先生对理的世界观则持一种批判态度:“唯理的世界,其实只是一唯物的世界。不仅没有上帝,而且也没有人。此宇宙仅是一理在主宰而支配着,而此理又只有在物上去求,所以说格物穷理。所以此唯理的世界,其实仍是人类所不能忍受的世界。”[17]“人生在道的世界中,是该前进的,该有人的意志与情感的成分掺进,向理想之道而奋斗,而创辟。但人生在理的世界中,则只是回顾的,是返本复始的,不再需有人的意志与情感。所谓率性行道,其先行工夫则在格物穷理上。因宇宙与人生,全给此理预先规定了。故人生至要,要格穷得此理。这一种的性命观,似乎把古代中国人思想,尤其是孔孟思想中所带有的一种深厚的宗教情绪冲淡了。”[18]作为处在理学文化氛围中的钱先生来说,他似乎更加强调人的创造性作用,当然,他也没有完全否认理的世界观的积极意义,因而他主张一种“道理合一相成的世界观”。Р何谓“道理合一相成的世界观”?很显然,钱先生试图将道的世界观与理的世界观整合起来,也就是将先儒的明道精神与宋儒的穷理精神在一个后理学时代进行一个新的整合,进行一个新的理论建构。在钱先生看来,道的世界观与理的世界观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因为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宇宙是动的,能创造,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此宇宙是被规定了的,人又是无所作为的。宇宙有其可知的一面,也有其不可知的一面。此宇宙既不是全不可改造的,也不是全可改造的。此宇宙既是被限定的,但在其被限定之内,也有无限的可能。宇宙如此,人生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宇宙人生之中,既有道,也有理,因此宇宙人生乃是一道理合成的世界。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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