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一形势,瑞典开始调整其传统的外交政策,考虑到首当其冲的内外经济压力,它首先寻求加入欧盟。然而加入欧盟必须满足其成员国间进行一系列军事合作的先决条件,这就使瑞典面临要么取消入盟念头要么放弃“中立主义”的两难境地。经过权衡,瑞典采取了逐渐转变外交政策的策略。如果我们把超越和游离于传统“中立主义”概念的外交路线称作“后中立主义”的话,那么瑞典的“后中立主义”正在倾向于有选择的“半结盟”政策。在这一政策主导下,瑞典加入了欧盟,并参与制定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而且在同北约的合作中它也只对北约关于“集体安全”的第八条款存在着保留。Р 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瑞典在外交安全政策取向上,经历了从“不结盟”到“不参与军事联盟”,再到目前的“不参与集体安全保障组织”等过程。这一过程尚未完结,因为这仅仅是瑞典从一个奉行中立主义和不结盟传统的国家,走向积极参与欧洲各项事务的普通民族国家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已。这一环节的长短固然与外部安全环境是否持续稳定有关,但主要取决于国内舆论对于改变传统中立政策的认可程度。在这期间,政府将继续使用上述这些模糊的政策术语以达到缓慢过渡的目的。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通过加入欧盟,瑞典获得了排遣其外交活力与抱负的一个新Р“出口”,而过去倾注于各种国际舞台上的国际主义热情则已悄然消退。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瑞典政府及其代表们正在范围大大缩小的欧洲忙于各种合作事务而无暇他顾。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仍游离于欧盟之外的挪威,依然执著于传统的国际主义外交。例如,正是在挪威的斡旋之下,2002年斯里兰卡政府与反政府的泰米尔猛虎组织达成了和解,这与瑞典外交领域的收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入欧盟后,虽然瑞典政府多次公开表示不改变其中立的外交政策传统,但事实上已开始逐渐远离这一传统,在国际舞台上也很少听得到瑞典的声音,如今我们只能在欧盟及其从属机构中才能分辨出它还在发挥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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