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差不多是要问:西方化对于东方化,是否要连根拔掉?”东方化究竞能否存在?”[2]Р 西方的团体格局并不是西方步入现代社会才出现的,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执政官,元老院,保民官等权利不同,义务不同的机构,甚至古罗马的皇帝也与中国的皇帝不一样,本质上,他们只能算是第一公民,如《乡土中国》中所说,“国家这个团体是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限。”[3]团体格局在西方演变了千年之久,它不是为了适应当今的现代社会才出现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团体格局的基础之上逐渐延伸出了西方的现代社会和文明。Р 中国的“家天下”的传统酝酿出了“差异格局”,“克己”是传统中国中重要的德行。在西方社会,发扬个人权利,高唱“天赋人权”,主要的精力都专注在了“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这与中国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向,因此,浸润在“差异格局”千年之久的中国人如果盲目去学西方会出现“扬短避长”,越学社会风气越差的局面。Р 抛弃“克己”,“礼治”,只谈“法律”,中国人会变得令人瞠目结舌的“无下限”。去掉古代“礼”的糟粕,便进化出了“德治”,中国不应当只讲法治,应当重视中国古代便可以遵从的“德治”,我们不应当走从道德标准跌落到法律标准,再一步步用不知多少代人的努力重新爬回“道德”这个终点。Р 我们应当试图建立以差异格局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照搬照抄西方的现代社会,虽然容易,但很有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中国文明从根源上看与西方文明是人类发展的两个方向,这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看哪个更适合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最值得称道的一点是在不断进行中西对照的同时,将根扎在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民风之上,从中国的角度去看中国社会。这是我们作为后来者必须学习与继承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出属于中国的“现代化”出路。建立中国式的“现代化社会”虽然很难,但我们仍然应该去思考,去努力,为中国人的“乡土魂”找到可以继续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