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和边缘化也限制了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令人奇怪的是,这个衰落和边缘化的过程是和女性主义原则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制度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过程同时存在的。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在女性主义政治的流行说法和它制度化了的说法之间微妙的动力学,以及两种说法之间的冲突。这些说法一起存在,用葛兰西的话语来说,就像一种很容易受到影响而偏向左翼或右翼的常识,特别是当人们把年轻独立的女性特质与金钱和成功结合起来的时候。今天,要认识到作为年轻女性意味着什么,几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受到女性主义话语因素的影响。这样的状况是新奇、荒谬以及不正常的。它给像我这样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带来的困境是:现在,这个刚开始时规模较小、四面受敌的运动已经作为一个全面的、还没有发展充分的戏剧化的转变进入了社会。一方面它也被正常化了,成为了男性和女性之间一种合法的玩笑。我们不需要将女性主义这些分解和分散的过程看作是女性主义终结的征兆。朱迪斯·巴特勒认为一群年轻女性对女性主义的表征序曲的反抗,也可能会产生丰富的成果。但是,是否有一群人挑战旧的女性主义是为了创造新的东西?现在肯定没有出现新的有组织的群众团体。没有年轻女性组织的宣传活动或游行,没有新的杂志,也几乎没有几本年轻一代的女性写的清楚明白的女性主义书籍。那种热情和能量肯定已经消失了。这就给年轻女性认同和分享社会性别的公共性提出了疑问……同时,“女人”成了一个涵义更加开放、政治意味更少的概念。在这个开放性中蕴含着潜力,特别是我们回想起70年代女性主义强烈要求的排斥行为以及的确给女性主义带来的排斥性的时候。“女人”包含的新的类型,也可能鼓励不同类型的女性主义同时存在,包括黑人和亚洲女性。但是这不应该把我们限制在一种流行的女性主义带来的更麻烦的前景中,它通过个人的成功带来的吸引力,女性获得权利(力?)的诱惑和对金钱的热爱,不仅仅是转向了右翼,而是积极地重新给右翼势力赋予权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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