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作品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在人们中流传了,在当时我国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和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中,起到进步的作用。”随着曹禺为易卜生“平反”,1978年《世界文学》第3期发表了萧乾翻译的《彼尔?金特》,这是这部易卜生名剧的第一个中文翻译。萧乾在译者前言中完全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来介绍这部作品,正如文章开头所说,这部剧“是用象征、寓言的手法写成的诗剧,通过剧中人物和情节――尤其那些揭示内心世界的独白,探讨伦理哲学问题”。萧乾不仅没有回避象征主义,还在文中参考了西方学界对这部诗剧的评论。Р 1978年前后是新旧思想交替、创新与保守势力争锋的年代,这也体现在易卜生研究上。张华在文章《鲁迅和易卜生Р――纪念易卜生诞生一百五十周年》中指出鲁迅不仅对易卜生是有批判的接受,而且还发展了易卜生的思想。比如关于中国娜拉的出路问题,鲁迅提出女性“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由此作者认为:“鲁迅这时所谈的妇女解放的内容,比起易卜生来,不知高出多少倍了。”文章通过比较易卜生和鲁迅的发展道路,最后提出易卜生在思想上趋于保守,甚至与资产阶级妥协,而鲁迅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和思想发展,解决了易卜生终身不能解决的矛盾。这种拔高鲁迅、贬低易卜生的做法在当时并不鲜见。Р 新中国成立30年中的易卜生研究没有多少进步,与此相反,挪威和西方的易卜生研究在这段时期取得了了不起的成果。一批后来在国际易卜生研究界非常活跃的学者在这段时期发表了自己的代表性成果,像英国人约翰?诺森(John Northam)的《易卜生的戏剧艺术》、挪威人丹尼尔?郝肯逊(Daniel Haakonsen)的《易卜生的现实主义》和阿斯毕昂?奥赛特(Asbjorn Aarseth)的《人类的动物性――〈培尔金特〉新解》。这一时期西方易卜生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向是,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揭示易卜生戏剧中舞台指示词和对白中意象的象征意义,探讨易卜生散文剧的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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