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 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 “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 《碧溪诗话》) 卷十) ,朱弁也说他: “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 《风月堂诗话》卷下) ,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他“每饭未尝忘君”,不仅对唐王朝忠心耿耿, “忠君爱民”的思想也深入骨髓,他主张实行“仁政”、“德治”。这些儒家思想已经融化到其血液中,成为其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的内在动因,也成为诗人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另外,诗人所处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环境和诗人漂泊艰辛的一生经历,使得他诗歌中的忧患意识表现得强烈和突出。诗人生活的唐王朝正是从鼎盛转向衰落的急遮变化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先后执政,使得国事日非,朝政日昏。边将和藩镇的飞扬跋扈,加重了受压迫人民的不满。“安史之乱”又将唐王朝推向深渊。这种现实必然促使杜甫用儒家思想的尺度思考和衡量社会现状,内心尺度与现实的反差使得他对现实社会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长安十年穷愁潦倒、“苦摇乞食尾,常恐曝恩腮”的困守生活、“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粮”的漂泊生涯更增添了诗人诗歌中难以消解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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