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 我们必须要从两个‘模子’同时进行, 而且必须寻根探固, 必须从其本身的文化立场去看, 然后加以比较和对比, 始可得到两者的面貌。”也就是说, 在进行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时候,对于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是不能忽略的,异质性是比较的价值得以彰显的关键。所以, 唯有确立了“求同存异”的比较思维, 跨文明研究才能在一种正常的文化生态中全面而深入地开展。但是, 仅仅确立了这样一种“求同存异”的可比性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借助中国学者曹顺庆所提出的变异学理论来进一步分析其可比性的深层内涵。所谓比较文学变异学, 其定义是“: 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 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 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 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所以, 将变异学理论引入比较文学学科体系中将使其原有的可比性进一步丰富为:同源性、类同性、变异性、异质性与互补性。从上述分析中我们清楚地了解到, 跨文明研究的关键在于跨越异质文明, 也就是说“异质性”是其核心概念。而由于这样一种异质性,文明交汇之处就必然会有“变异性”因素存在。变异的终点又往往指向文明间的相反相成, 体现出一种“互补性”。因此, 变异学理论一方面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由单一文明拓展到了跨越异质文明的层面。另一方面, 这一理论也使原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单纯“求同”的局面被打破“, 求异”的部分得到彰显。而这两方面的理论创新都为跨文明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进一步确立起跨文明研究“求同存异”可比性的合法性。另外, 正是在变异学理论的指导下, 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求同存异”的可比性体现出了更为深层次的内涵:“求同”不是“同化”,“存异”不是“孤立”。所谓“‘求同’不是‘同化’”是指: 我们承认影响趋同的同时, 不排斥这一过
全文预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