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帝国的中流砥柱所关心的, 只是轮船招商局能为“富国强兵”提供多少白银。至于那些入股招商局的民间资本的命运如何,日理万机的李大人是无暇顾及的。《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曾经积极入股轮船招商局, 事后以苦主身份大谈血泪史:“轮船招商开平矿, 创自商人尽商股”, “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晚清几乎所有的官督商办企业——包括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概不例外: “商民虽入股,不啻途入(跟班),即岁终分利,亦无非仰他人鼻息,而局费之当裁与否,司事之当用与否,皆不得过问。”想来也是,在中国,区区商人即使被黑得倾家荡产,莫非还能对堂堂“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说半个不字? 富国强兵梦的破灭李鸿章办了多年洋务之后, 在给老师曾国藩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惟中国政体, 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 虑其始必不能善于后……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 抑实不如日本。” 1884 年6月, 就在李鸿章为“富国强兵”大搞“国进民退”的同时,日本政府将最大的国有船厂——长崎造船所,以 45. 9 万日元的惊人低价转让给了一家民营企业, 这家企业在 1893 年更名为“三菱株式会社”。 50 年后, 这个造船厂造出了世界最大的战列舰“武藏号”;而曾经的“洋务运动旗帜”——江南制造总局,已被侵华日军侵占,更名为“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 19 世纪, 世界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 任何国际或国内斗争的失败, 都可能被视为落后, 洋务运动也因甲午战争之败被归为此列,但它不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连续“失败”中的一次。尽管“自强”进程颇多可指摘之处, 但传统中国的架构已被突破——洋务运动以引进技术为富国强兵手段; 百日维新则以为立宪才能救国;“五四运动”时国人已认识到改革还需从思想着手。虽无人事先计划, 但这一系列改革的推进,使我们感受历史自有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