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有多大?为什么?答:新儒学所面临的是西风东渐、传统价值分崩离析的社会大变局,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诸先生怀着强烈而悲苦的民族危机意识和复兴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感,在尽力吸纳西洋哲学之精髓的基础上,以前所未有的形上思辨工夫致力于传统儒学之精神价值的宏扬、发掘和重建工作,其成就一时成为当代哲学的一大亮点。①就历史影响来说,梁漱溟主要是一位儒学的实践家,或者说是一位实践意义上的儒家。面对欧风美雨的侵袭,正是梁漱溟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借鉴西方哲学(不要是伯格森的生命哲学)来阐释东西方文化的异同,并以接续“斯文”、担当“道统”的文化使命感首倡儒学的复兴,其预言和思想也许有不合时宜的地方,但这里所彰显的恰恰是中国儒学不竭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历史责任感。此外,梁漱溟还通过切实的行动(“乡村建设实验”)进行了复兴儒学的尝试,并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介入中国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陆全民性的批孔运动中,梁漱溟依然坚持为孔子辩护且声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由此所体现的中国儒者的救世热情和人格典范,无疑应予充分的肯定和大力弘扬。②熊十力的哲学宗旨就是希望通过揭示本心、仁体即内在即超越、即存有即活动的特性,以打通天与人、知与行、存有与道德的界限,从而引导人们依靠内在本性之自我觉悟,重建人的生命本体,确立人性的至上尊严。这一点后来被熊氏的弟子牟宗三继承和发扬,并成为当代新儒学的一大特色。③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是以中国儒学的心性论和道德理想主义为归宿的,但他赋予了其更为精致的理论形式,所以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④牟宗三虽然肯定科学与民主对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他更强调科学与民主的发展不可以采取某些外在的“加添法”而必须经过民族文化的自我调整,即从民族文化生命的内部开显出来。这也就是说,他认定学统和政统应由道统开出,具体来说,就是由儒家的内圣之学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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