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科学技术循环加速”一说; 或回答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在英国产生,有“潜在结构”一说, 等等, 大体都是从结构的“新角度”入手。笔者给出这么多范式外用的例子,并不是要给读者一个它“多么有效”的误解。相反, 范式分析作为一种方法也存在着局限。有的应用、或套用、或滥用不仅空洞、肤浅, 而且缺乏严谨的结构介定、没有转换的临界条件分析等等。范式转换也不可能那么频繁,有人主张科学的各大领域一年来一次范式更新,这不过是“浪漫的幻想”。其他领域也是一样, 如果没有思维的突破、技术的更新, 单纯的所谓“范式转换”就毫无意义。“例外”导致现有框架的危机,应运而生的新思想又往往是导致范式转换的契机, 而不是无病呻吟地倒置过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库恩并没有让历史学家完全信服自然科学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常态”和“革命”相互交替的阶段,而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似乎对库恩的理论倍感兴趣。我们应该意识到,库恩的探讨不同于他的奉承者, 如西方“后现代派”把他作为反科学的“同盟者”, 片面地“发展”他的理论。他们的研究范围通常包括哲学、心理学、认识论、社会学、文化、女权和艺术等等。自波普尔、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的深刻反省以来,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后现代派”的一个逆反倾向就是缺乏对真理的理性探讨。他们共同的信条就是宣称“一切知识都是由文化决定的”,进而滑向了强烈反科学的偏见里。库恩 1922 年出生于辛辛那提, 这座美丽的小城市是笔者到美国来生活的第一站。库恩曾获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 曾在多所大学里任教, 最后一站止于麻省理工大学, 研究兴趣由物理学转为科学史。库恩于 1996 年6 月在麻州去世。美国副总统戈尔评论到:“更准确地讲, 他揭示了已经被建立的理论在新的事实和观察得不到解释的压力下, 是如何崩溃的。”这一概括, 就其实质性的贡献而言,也算公允。( 1999 年6月 12 日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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