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依赖超出合理的限度, 导致“过度依赖”, 将会造成严峻的后果。一些地区片面追求引进外资数量, 对外资依赖付出的“成本”( 包括各种超国民待遇的优惠与政策倾斜) 巨大, 形为利用外资,实为外资所利用;“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并未对我国的技术进步产生实质性的推动, 技术引进演变为物质装备的引进; 超常增长的能源需求日益形成对外的过度依赖, 不仅导致能源安全威胁, 甚至可能潜伏着地区战略冲突。此外, 随着中国企业更多地“走出去”, 不可避免地会遭遇金融风险。加强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互利合作, 有利于我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要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把我国的对外政策主张与各国人民的进步意愿结合起来, 为实现人类和谐世界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 3、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作了新调整, 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的外交战略?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在保持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连续性的同时,也展现出新趋势和新特点。在战略和宏观层面,外交服务内政的主要任务和外交总体布局基本维持不变。在具体政策层面,仍然重视对美关系,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在海洋权益争端和朝鲜核问题上,一方面保持原有政策的连续性, 另一方面行动更为积极, 政策更加明确。在操作层面,“首脑外交”更加活跃,国家利益在对外关系中的坐标作用更加突出,外交工作的全局统筹、顶层设计、中层协调和一线执行等都得到强调和重视。这些新趋势是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外交的延续,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身份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要求,是中国政府和社会环境变迁的客观结果。这一发展趋势将会延续下去。鉴于影响中国外交的因素在增加,未来中国外交将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亟须在不同观念和利益、国内和国外、维稳和维权、国家利益和正义原则之间尽量寻求平衡。
全文预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