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悲剧”。革命志剧就应写革命运动中的典型环境( 农民战争) 和其中的典型人物( 闵采尔)。这是研究“济金根论战”中要首先抓住的一点。拉萨尔是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欧洲几次民主革命失败之后写出这部历史悲剧的,他要用济金根的失败来影射当时民、主革命的失败,其结论是一切革命都必以失败而告终。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机会主义的世界观。在这方面我们须研究一下他附寄给马克思的《论悲剧观念》那篇冗长而晦涩的手稿,原来他是把亚理斯多德的悲剧主角须有过错的论点和黑格尔的悲剧起于冲突双方各有正确的一面和错误的一面, 因而导致否定双方的论点杂糅在一起的。在他看,悲剧的冲突起于过度的革命激情与现实条件之间不适应,他把这种情况叫做“目的无限”而“手段有限”的矛盾。就是这种矛盾迫使悲剧主角以“现实政治家”的态度,想方设法施展“外交手腕”,不惜“欺骗”和“妥协”。这就说明他对革命力量的信心还不足,对“外交手腕”的信心却过分,所以结果发现自己后面没有军队,他已被军队遗弃了,而敌人却仍旧站在面前, 他只得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拉萨尔的“革命悲剧”的“理想”, 他认为济金根就恰好体现了这个“理想”. 马克思在回信里着重地指出“济金根的失败并不是由于他的欺诈而是由于他作为骑士和垂死阶级的代表来反对现存制度”(即封建制度) 。这一句话就戳穿了拉萨尔的《论悲剧观念》中的基本观点。拉萨尔还把他的基本观点定为一个永远适用的公式,说“这种悲剧冲突并不仅属于某一次革命,而是在过去和未来的一切革命中都要复演的,例如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乃至一七九二年那些革命都是如此。”他闭目不看这些革命, 特别是法国大革命,都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都不能说是完全失败。拉萨尔想借散布关于革命的悲观论调来劝人不要革命。他不把革命看成阶级斗争而看成个人野心家争权夺利的工具, 为着达到这个目的, 就有必要施展“现实政治家”的欺骗妥协之类“外交手腕”。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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