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Р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Р Р对创作类别特别是对创作心理如此专门描述和探讨,这大概是中国美学史上的头一回。它鲜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觉。自曹丕、陆机而后,南朝在这方面继续发展。钟嵘的《诗品》对近代诗人作了艺术品评,并提出,“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干事?”再次把吟咏性情(内容)的诗(形式)和经事致用的经学儒术从创作特征上强调区别开。刘勰的《文心雕龙》则不但专题研究了像风骨、神思、隐秀、情采、时序等创作规律和审美特征,而且一开头便说,“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行。此盖道之文也”,而“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把诗文的缘起联系到周孔六经,抬到自然之“道”的哲学高度,可以代表这一历史时期对文的自觉的美学概括。Р从玄言诗到山水诗,则是在创作题材上反映这种自觉。这些创作本身,从郭璞到谢灵运,当时名声显赫而实际并不成功。他们在内容上与哲学本体论的追求一致,人的主题展现为要求与“道”——自然相同一:在形式上与绘画一致,文的自觉展现为要求用形象来谈玄论道和描绘景物。但由于自然在这里或者只是这些门阀贵族们外在游玩的对象,或者只是他们追求玄远即所谓“神超理得”的手段,并不与他们的生活、心境、意绪发生亲密的关系(这作为时代思潮要到宋元以后),自然界实际并没能真正构成他们生活和抒发心情的一部分,自然在他们的艺术中大都只是徒供描画、错彩镂金的僵化物。汉赋是以自然作为人们功业、活动的外化或表现,六朝山水诗则是以自然作为人的思辨或观赏的外化或表现。主客体在这里仍然对峙着,前者是与功业、行动对峙,后者是与观赏、思辨对峙,不像宋元以后与生活、情感融为一体。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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