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存在”。皮朗对在这种闭锁的状态下在西欧形成的庄园制、农奴制和教会为适应这种社会建立的鄙视经商谋利的意识形态都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而使这种状态开始发生改变的、从全欧洲的视野而言还是起因于地中海。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意大利城市以拜占廷帝国为跳板逐步扩大了与东方的贸易,是打破这种僵化经济社会形态的发端。而在欧洲大陆的另一端的波罗的海与北海,北欧诺曼人的海上与沿河流的冒险而刺激起来的商贸活动从另一个方向打破了僵局,并且越过大西洋和大陆与地中海和意大利的海上冒险与商贸活动连接起来。法兰德斯作为这两个地区间的海陆交往枢纽,成为欧洲商业和加工业繁盛发展的又一个中心。这样欧洲商业复兴的格局就初步形成了。商业复兴要有巩固的基地即城市,皮朗对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主张“商业移民社团”说,认为商业移民聚集在有防卫设施的城堡周围并逐步建设起自己的防卫设施,这些新来者最终占据了优势并取得了对城市的控制权,商人移民吸引了手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使人口进一步聚集,其中包括逃亡的农奴。市民(burgess)这个词即源于“堡”(burg)。在这些商业性移民初步有了防卫的能力后,就要建立一套不同于封建法、教会法的法律体系来保障他们的自由、安全与财产,在争取到了司法自治后又争取到了行政自治,出现了大批自治城市以至城市国家。他又进一步分析11、12世纪商业与城市复兴后全欧洲商贸活动的几个重大发展:即交通与安全设施的改进,全欧洲性的国际集市与港口的形成,适应国际贸易的货币的大量铸造与流通,汇兑、借贷的广泛发展,合伙投资及保险业的出现等,并进一步指出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获得最大利润的是从阿拉伯、印度、中国、俄罗斯运来贵重稀缺货品的国际贸易,并指出这种国际贸易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正是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贸易刺激了商品经济绕过城市行会的束缚渗入农村占领阵地,这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保护主义、重商主义政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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