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心的近代国际社会,为适应这些变化,中国开始改变对外交往的方式并推进外事机关的演变。内部外交机关的转型外事机关的演变“五口通商大臣”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十三行专营外贸的特权被取消,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等五口相继开放。为了应付头绪纷繁的通商交涉事宜,1842年10月,清廷任命曾代表中国与英方议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为两江总督,兼筹一切通商交涉事宜,通商大臣之设由此发韧,史称“五口通商大臣”。“五口通商大臣”实际上负责条约中规定的五个开放口岸的对外事务,是一个兼有外交权力的职务。但是,在清朝边务体制里五口通商大臣实际上没有直接指挥各口的权利,因此五口通商大臣虽然为钦差却无权对各口已有各省督抚发号施令,通商大臣与各省督抚之间互相并不合作。且“五口通商大臣”始终为兼职,不是专官也无专署。“五口通商大臣”反映出这一时期外交体制改变的端倪,但是又说明清政府的不甘于失败,内心里“蛮夷”观念没有改变,着力将与外国打交道的范围限定在较小的范围内。“鸦片战争的炮声终未使中国社会从昏睡中惊醒,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通商大臣的设立,在清朝统治者的眼里只不过是对咄咄进逼的西方人采取的一种“羁糜”手段。于是,在遥距京师的广州,奉命“驭夷”的钦差五口通商大臣很快与试图建立新的中外交往关系的西方人陷人了外交僵局。”--袁燮铭抚夷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咸丰帝出逃,奕訢等议和大臣设立了负责议和的临时机构“抚夷局”。“抚夷局”没有任何成绩,只是订立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完成议和。靠签订不平等条约“顺利”议和之后,奕訢本人名声大振,抚夷局也成为了临时的中央外交机构,甚至行使了军机处原来的外交职能。至1861年,抚夷局的三个大臣——奕訢、桂良、文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并且通过办理善后、对英法交涉,“抚夷局”会聚、培养了第一批办理近代外交的官员,从某种意义上讲,抚夷局为以后外交机构专业化、正规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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