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来,但人格是完全独立的,偶尔甚至是粗暴的。他曾说:“与贵族相处是好事,但是必须使他们对你有深刻的印象”。此外出版业和音乐会生活的发展都补益了他的经济生活。他不再需要像海顿、莫扎特那样,为了保护人或约定者的特别需要而仓促地写作。贝多芬是发自内心而创作,为理想中的广大听众而创作。自由创作贝多芬有前辈音乐家们未曾有过的广博的社会阅历。他身处欧洲最为惊心动魄的政治变革时期,先后经历了开明君主专制、法国大革命和封建复辟的历史时期。生气勃勃的社会新阶层及其思想,鼓舞、培育着他成为一位具有社会参与精神的艺术家。他早年在波恩大学旁听哲学课,崇拜最激进的启蒙学者——文学教授E·施奈德尔。热爱哲学的音乐家法国大革命的强烈冲击,无不反映在以他的《第三交响曲》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中,然而也就是从这首作品起,他开始真正捕捉到了自己音乐的风格气质。在反对法国扩张侵略的战争中,他写了应时作品《威灵顿的胜利》和康塔塔《光荣的时刻》。尽管拿破仑称帝后他憎恶这位独裁者,但他始终为拿破仑的伟大而心荡神怡,这位社会地位低下的科西嘉岛炮兵少尉的成功鼓舞着他的民主思想。他是长期抱定一种思想的人,在革命已时过境迁的封建复辟时期,《第九交响曲》、《庄严弥撒》最后申明了他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贝多芬个人生活经历的痛苦与他艺术事业的辉煌形成巨大的反差。当他在维也纳刚刚站稳脚根,美好前景的艺术之门向他敞开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不可治愈的耳疾在迅速地恶化,最终必然要完全丧失听觉。1802年他在维也纳郊外痛苦地写下了“海利根拖塔特遗嘱”,但是,他终于战胜了自我,渡过了危机,他决心在生活的痛苦阴影下,到艺术中去寻找欢乐。坎坷人生1816年贝多芬完全失聪后过着隐居的生活,性格变得郁闷、暴躁、病态的多疑,来访者只能与他笔谈,可是他的创作力完全没有减退。他一生未婚,虽然与一些贵族女子相爱。收养的侄儿给他带来的却是无尽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