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渐渐意识到儒家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及其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影响,于是转变策略,力图缓解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了“孔子加耶稣”的教育思想。由此,《诗经》、《论语》等儒家经典也进入了教会学校的课程表。例如,1881年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就强调“中西并重,毋稍偏枯”,主张“半日教西学,半日读儒书”。▲外国人画的孔子,人的比例是正确的,但穿戴则不中不西,俨然就是一个神甫装了张中国脸。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女子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权利。她们只能待在深闺之中学习如何更好地为家庭服务,而从未真正地走进社会。在华教会学校基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倡导男女平等思想,兴办教会女学,对近代中国的妇女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胡适就曾说:“他们(传教士)给了我们不少教训,其中最大一点是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待。”1844年,受英国基督教“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派遣,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了一所女塾,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到1877年止,在华新教传教士共开办各类女子学校120多所,学生2000多人。19世纪80年代,教会女子学校规模开始扩大,出现了一批教会女子中学。其中较著名的是分别于1881年和1890年创办于上海的圣玛利亚女校和中西女塾,旧上海的很多名媛淑女都曾在其中学习,如宋家三姐妹、张爱玲等。开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之先河在教会女学的冲击下,国人也开始逐渐重视女子教育,由国人开办的女子学校在少数大城市相继出现。深受传教士影响的梁启超于十九世纪末率先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女子学校,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由国人主办的女学。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全文预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