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种无批判性和全盘接受性。这种学习态度在“文革”时期还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但是在今天来传播这种学习态度则是一种客观上的愚民行为。这种讲用满足了老百姓在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时代的“安心”的需要,但却窒息了他们怀疑、思索和反抗的本能,使他们在压迫、岐视和哄骗之下甘做“顺民”,不做“刁民”,还觉得“幸福指数”蛮高的。正如有子讲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孔子的做人准则是像颜渊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然而,如果人人都做颜回那样的人,今天这个社会还怎么发展? 我并不觉得于丹本人在这件事上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她那天衣无缝的辩才,那不容置疑的口气,那居高临下的声调,那先知式的表情和规范手势,虽然使某些人觉得不快,但却正是广大老百姓所需要的。当今老百姓最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位先知,一位心灵救世主,能够依据几千年来的正统经典让他们的灵魂有个寄托之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被愚弄,直到今天,他们自欺的心理结构仍然万分需要有人来愚弄,否则就会人格崩溃———这才是真正令人悲哀之处。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文革”结束多年,一些人还热恋着每周一次例行的“政治学习”,不开会就觉得无所措手足;为什么九十年代的“气功热”有那么多收费的气功培训班,有那么多这个“大师”那个“大师”的追随者; 为什么今天有于丹这样的“讲用者”活跃在媒体,拥有如此众多的“粉丝”。人的灵魂不独立,就需要寄托或者说寄生,哪怕是依附于一株即将枯死的老树。今天的礼崩乐坏、道德沦丧正是因为几千年的枯树已然倾覆而导致的。那么, 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把这株枯树重新扶起来,给它安上塑料做的枝叶和嫩芽呢,还是给国人的灵魂注入真正的活力,让它能够立足于现实生活自身的根基? “新批判主义”,任重而道远。(《新批判主义》,邓晓芒著,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 序与跋 20079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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