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记》中有大跃进和文革时代的历史叙述,作者的交代并不是场面、场景的极力烘托渲染或是直接呈现,而是用对话的形式交代历史事件和演进过程,历史不再宏大权威,反而沦落为小人物口中说出的带有谐谑讽刺意味的存在。余华在处理文革这段非理性历史时,并未将注意力聚焦在群体层面和混乱性的启蒙叙事中,而是把许三观一家在这段历史时期的命运钩沉和伦理情感放在首位,着力探求和发掘一个小家庭在面对大历史时做出的自我保护、自我选择和自我反思。在文革批斗期问,家庭批斗会这个荒唐的场景被作者呈现出来。虽然是特殊历史环境下畸形的产物,但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有灵魂自省和净化家庭伦理关系的双重深意。在荒诞的历史强力面前,个体生命如何以一己之力去抗争似乎是余华关注的焦点。作家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真实地还原那段荒诞的历史,同时小历史的放大也有力地消解了大历史的遮蔽,清晰的展现了意识形态之下民间历史的全过程。综上所述,余华在主体创作立场上自觉位移和对客体的精心塑造和重现的基础之E,营构出新的民间空间形态。以许三观为代表的一群小人物活跃在民间空间。同时余华在文本中对伦理情感、人性张力、历史观念等多重角度进行了有意义的开掘的探索,成为90年代具有转折意义和某种标志性的文本。张清华认为“我相信它已经具备了‘世界文学’的可能,这表明余华在他的小说写作中,一定选择了一条特殊的道路,即一条特别简便而又容易逾越民族文化屏障的道路”0而这种文学的捷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余华民问立场的功劳。注释:①吴义勤.告别“虚伪的形式”——(许三观卖血记)之于余华的意义[J].文艺争鸣,2000,(2)..②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219.③谢有顺.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J].钟山,2002,(1):106.④张清华.文学的减法~论余华[J].南方文坛,2002,(4).4,5.(栾建民,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维普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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