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的瓦解毕竟还是能给不同的政治力量以更为自由的试验实践的空间,让他们证明自己的道路能否带领中国走向成功。首先要介绍的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它们产生于半殖半封的社会,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形态,由于没有私人资本发展作为基础,近代中国的国家资本始终在限制、利用、打击、吞并私人资本,通过将社会生产力控制在手中以达到维护他们封建半封建统治地位的目的。,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形式的国家资本其形成有主要来自依靠发行公债和银行垫款的政府财政拨款,而这些负担最终都会通过税收和通货膨胀转嫁到人民身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发展到了畸形膨胀的地步,他的结果是使普通的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都处于崩溃的边缘。其次是位于中上层的民族资本主义,它的基础是地主、官僚、旧式商人和一些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人始终希望通过统治阶级自身的改革使政权资产阶级化,支持民族资本的发展。他们在土地制度上主张不触动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维护他们所由出生和依赖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对外态度上,虽反对帝国主义却并不坚决,因为天然的“软骨性”和先天不足,在资本积累和开拓市场方面都必须依赖外国资本曲折地突破封建制度、军阀统治和自然经济的制约。这样的态度既难以在政治赢得广泛的支持,在经济上也会使国内市场狭小,两极分化严重,影响力量的壮大。接下来看看以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农民阶级为基础的,实际上是由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它们的主张常被概括为“三民主义”,即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发展又节制私人资本,平均地权。可以看出这种模式是以上几种中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由于还存在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切实际的空想因素(如平均地权时要“涨价归公”“照价购买”,节制资本时要利用“发达国家资本”,要“不失国家主权”的借用外资,这些主张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不现实的或者至少说是缺乏可操作性的),使它难有推广实行的机会。
全文预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