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学研究的现代转型

本对中国学术影响之大,刘晓路曾说:“如果古代中国哺育了古代日本,那么东方的近代史则始于西学东渐;如果说古代中国哺育了古代日本;那么近代日本则孕育了近代中国。”这部小巨著正是滕固留学日本的学术成果。此时滕固并没有找到系统阐释中国美术史的方式。书中所使用的德语进化论的艺术史分期法也以日本为中介辗转而来,即以日本学者为桥梁吸收西学成果的结晶,也为日后滕固留学德国奠定了基础。曹铁铮、曹铁娃在《论民国时期美术史学研究中的“日本影响”》中谈到:“民国时期是中国美术史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开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美术史学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日本研究模式的影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滕固这部书是在当时资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著述的。时至今日,我们不仅要为滕固敢于舍去古籍文献编排宏大叙述美术史的勇气称道,更要为其严谨的治学态度而生敬意。与姜丹书的《美术史》和郑午昌的《中国美术史》等传统的美术史不同,滕固的美术史有鲜明的写作特点,尤其是他率先引入“风格史”。整体而言,姜氏与郑氏著作重整全,滕氏著作重解释,即梁启超所谓“求得新理解”。这不仅是当时“新史学”的主要取向之一,也是自近代以来西方美术史学的要旨所在。正如波德罗在《批评的艺术史家》一书中说:“一个目标是建立和整理有关往昔艺术的文献与考古知识,另一个目标则要重铸我们的艺术观念,以便把握其风格意图的多样性,两种目标互为前提。”滕固站在新史学和进化论的立场,尝试用当时最前沿的西方“风格学”对中国美术史进行分期研究,《中国美术小史》就是产物。滕固在“得梁任公先生之教示,欲稍享中国美术史之研究”的宏愿鼓舞下,对传统旧式美术史写作深表不满,促使他大胆��弃按照朝代铺陈叙述、罗列不同时代的画家和画论进行史料堆砌的旧式方法,重新对史料加以分析、推理和判定,依据艺术史自律性发展脉络为线索梳理美术史,具有颠覆传统美术史写作的意义,开创了中国美术史写作的现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