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可操作性等),将其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分别或同时通过拍卖、竞争等方式赋予给不同的市场主体。①与之相对的是海洋、湖泊、地下水以及环境纳污容量(对应着排污权市场)等,这些要素资源的产权边界并不清晰,其边界界定的成本按照现在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技术水平来说,操作起来相对来说难度较大、成本较高,这类的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则建议继续由政府或集体作为其所有权归属者,处置权则赋予统一的组织机构或者中介组织,监督权则由行业组织和社区组织来实现。多元化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等产权体系的建立,不是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要警惕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新自由主义所崇尚的绝对的私有化,带来的后果必然是私人利益破坏公共利益,通过公共资源等的私有化,进一步对生态环境造成恶劣的影响。这种极度自私自利的自由主义,必将导致一个没有生气无法可持续的被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概括为“枯燥无聊的社会”②的产生。中国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产权市场的完善,最终需要将部分的自然资源所有权细化,并旦通过政府与各种集体组织、行业组织、中介组织和社区组织等的合力,为引入完善的市场机制创造条件。建立一个结构完整、功能完善的相关市场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只要真正的实现了市场体系结构的完整和完善,使得自然生产要素等各种资源的包含生态价值的真实的经济价值得到体现,才能通过价格机制的调节、通过谈判等各种手段,实现生态环境等要素的成本内部化。参考文献:恩格斯.自然辩证法[G]//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7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21.李太淼.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资源和环境产权制度[J].中州学刊,2009,(4):50.[5]黄致远.制度经济和环境产权[J].中国经贸,2009,(6):121.[责任编辑陈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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