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类,最容易面临失真的问题,如果是当权者建造博物馆,可能会修饰事实;如果是受害者建造的博物馆,则可能有夸大其词的倾向。”林蕙玟所举的例子是台湾景美人权文化园区和绿岛人权文化纪念园区,作为白色恐怖时期关押政治犯的地方,这里承载了受害者巨大的痛苦。然而改造后的园区水清草绿,拥有脚踏车步道,成为如今台北市民最爱休闲的地方。园区内曾经的监狱被拆除后重建,然而其内容发生了改变,监狱内阴冷潮湿的环境被替代为透光极好的地方;牢房内的假人弹着吉他、看着书、聊着天,看似十分悠闲,然而这在受害者的叙述中是绝不可能出现的场景。参观者所能见到的对历史的简述、极少量的实物、失真的现场,使他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认知产生了深刻的断裂,这与博物馆所承担的功能显然是有所背离的。林蕙玟认为,“借由博物馆的展示所呈现出的真实性是将展示物、建筑物、整体场所以一种‘包裹式’的集合方式,模糊了其客观性。”作为其反例,位于德国的纳粹党集会场档案中心选择让历史现场自己发言,仅仅提供档案性质的照片和文件,没有大屠杀凌虐的照片,只有中性的表达。越南火炉监狱博物馆则邀请以前被关押的越南政治犯回来当解说员,为当时的殖民者法国人解说历史。另有一种拟仿的真实,比如位于英国诺丁汉郡的犹太浩劫中心,尽管这里并不是历史现场,但是作为针对中小学生反歧视和反偏见教育而建立的博物馆,它通过体验和参与历史来培养学生批判性地思考历史,其存在意义值得肯定。在对博物馆的反思中,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所谓的历史的真实是不是创造的真实。如果是这样,艺术家为历史而创作的艺术作品与博物馆内呈现的历史有何区别?具有犹太血统的艺术家ChristianBoltanski曾经创造过一系列艺术作品,包括收集二手的旧衣服当做犹太人的衣服展出纪念;或是将犹太人的家庭相簿翻拍后以民族学的方式重新排序。倘若隐瞒真相,也许他的作品会被当做真实的历史,而博物馆的参观者应该学会自己判断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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