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支出的增加会引起当期居民消费边际效用的上升,进而导致当期消费边际替代率的上升,因此当期居民的消费增加。FrenkelandRazin通过构建小型开放经济模型指出:政府消费支出影响实际汇率变动过程是资源退出渠道与消费倾斜渠道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可贸易品购买力平价成立、政府消费支出总规模固定等假设前提下,如果一国政府增加对于不可贸易品的需求,会引起该国不可贸易品价格的上升,因此在可贸易品价格国际确定的条件下,会导致该国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从而引起该国实际汇率升值。这就是政府消费通过资源退出渠道对实际汇率的影响。而同时由于消费倾斜渠道的存在,使得政府消费与私人消费的替代或者互补关系进一步影响该国的实际汇率的变动。通过对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比较,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上表报告了面板数据的回归估计结果。所有的回归都是个体和时间的双向固定效应。我们通过逐个增加控制变量的方法来对被解释变量人民币双边实际汇率进行回归估计,每一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表示在控制了其它解释变量的前提下,该解释变量对双边实际汇率的影响程度。第1列加入了取自然对数后的关键解释变量相对人均收入和相对政府消费占比,这两个变量在P值小于0.01的情况的十分显著。中国的人均实际收入相对于于全球180个经济体每增加1%,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34.3%。这说明在全球经济下,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是存在的;而相对于全球经济体,中国政府消费每增加1%,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13.8%,这说明中国政府消费对人民币汇率存在显著的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如BS效应。在2-4列,我们增加了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贸易条件、实际利率和国外净资产等其它控制变量。很明显,随着控制变量的逐个增加,中国相对政府消费对人民币实际的影响依然十分显著,并且系数保持在0.12-0.14之间。因此,中国政府消费每增加1%,人民币实际汇率将升值1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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