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形象是一个非同常形的金翅鸟。畫中那位手持日月、罗盘和手铃的三头形象是阿修罗。阿修罗与天人作战,天人居于天界的最底层。阿修罗取胜的计谋是遮蔽星体。或许手持徽章(或持扇?)的形象是天人的不寻常的表7F。畫右站立者无疑是夜叉,恶魔似的生灵,地球建筑力量的象征,地上财富的看守者,它似乎表现了一种兽类的愚纯和残忍。龛左的一位乾阔婆头戴狮帽,与半鸟半人的神秘生灵紧那罗相同的职责是娱乐诸神。然而在此处,紧那罗应是头戴角帽者。帽上盘有毒蛇的形象是摩眠罗逸,因为它被描写成一位蟒蛇王,也是自然力量的表现。此龛中的天龙八部造像遵循的是地道的四川样式,在北方诸省未发现有这种盛唐时期的半人半神雕像。[2]在刘成看来,从文献和实物资料来看,认为天龙八部造像并不是四川地区所独有的造像题材,但在四川地区却尤其流行和完善,并且早在初唐便出现成熟的造像,并且风格在初唐盛唐趋于一'致,而中晚唐时期巴中受北方系统影响而造像形式以及排列趋于多变。[3]而成都地区则表现出一些更加本土化的变化,比如双身龙神,以及持乐器紧那罗等等。蒲江飞仙阁本土化得原因,在刘成看来,一是与巴蜀一代的“好祭鬼祌”之俗有关,而且还与百姓信仰的功利性有关。关于蒲江飞仙阁天龙八部造像特点本土化除了像刘成说的那样,是否还受其他外来风的影响呢?三、总结关于蒲江飞仙阁第9号龛菩提瑞像的造像特点存在三种说法,一是受中原风格的影响,二是南朝佛教南传的影响,三是受印度的影响,此问题的解决将会对四川佛教本土化和佛教南传路线重要的证据。另外关于天龙八部本土化和与四川民俗民风结合的产生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原因推动着这一进程,都有待考察。参考文献:[1]朱晓丽.蒲江邛崃唐代佛教摩崖造像的题材和编年[M].P50.[2]何恩之.四川蒲江佛教雕刻__盛唐时中国西南与印度直接联系的反映[j].李淞译.敦煌研究.1998-4.[3]刘成.四川唐代天龙八部造像图像研究[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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