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上源于亚里斯多德和贺拉斯,也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普遍崇尚自然的追求,不过布瓦洛赋予了这一崇高字眼以特殊的含义。首先,“自然”在布瓦洛那里,不是谓客观现实或自然事物,而是指“常情常理”,也就是现实生活中带有普遍性、规律性、习惯性的东西,亦可称作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理性。布瓦洛认为,文艺创作只有恪守和表现了这种“常情常理”,才可能打动人心,为人们喜爱。其次,“自然”对于布瓦洛有着“自然人性”的含义。这又分有两个方面,一是指由年龄不同造成或决定的性格、性情取向。另一方面是由出身所决定的性格特点。布瓦洛认为,任何人都会随年龄的改变而改变性格或性情,文艺创作要做到符合“常情常理”、“逼真”、贴近“自然”,就应当抓住年龄这个关键因素。对于文艺创作的这一“自然”要求,显然是人物“类型化”、“共性化”的主张。毫无疑问,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性格或性情一般会随着年龄的改变而发生一定的变化,从而文艺创作要塑造出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不能不注意人物的年龄因素。据此来说,布瓦洛的看法不无道理。但是,经验同时能够有力地说明,社会的人的性格或性情的变化,起主要作用的,总是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而决不是生理的自然的年龄。以年龄作为人物性格塑造的根本依据,只能造出没有鲜活个性的类型化形象。在布瓦洛,“自然”或“自然人性”的另一方面含义,是由出身所决定的性格特点。如他说,写英雄就应该写出他们“论勇武天下无敌,论道德众美兼赅”,而若是写平民,则只能有“扭捏难堪的嘴脸”。这是一种血统论在理论上的运用,也是其强调理性统一性的一个体现。当然,布瓦洛是明确反对文艺创作以市井、村夫为描写对象的。由此出发,布瓦洛提出了人物塑造的“定型化”要求。如他说道,“写阿迦门农应把他写成骄傲自私;写伊尼阿斯要显出他敬畏神祗;写每个人都要抱着他的本性不离。”即使是描写“新人物形象”,“你那人物要处处符合他自己,从开始直到终场表现得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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