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第一个过程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第二个过程是迁移者在城市居住下。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流动都同时完成了这两个过程,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进行。但是,我国的情形却不相同。改革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隔政策逐步弱化和松动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创造了制度条件。在城市更高收入水平和更多就业机会的引导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农村来到城市完成了人口流动的第一个过程。然而中国人口流动的第二个过程却存在制度约束。我国城市的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不对已经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开放,农民无法在城市定居下来。由于制度约束,大多数农民只好采取了非正式的流动方式,即要么大部分时间流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生产,农忙时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要么在城市立足,但不放弃农村土地。农民非正式流动直接导致了农业上农户兼业经营行为,即农民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同时不放弃农村传统农业经营。Р从微观角度看,农户兼业是农民的一种理性选择。一方面,现阶段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农业经营只能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而在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却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农民为了收益最大化而将大多数时间、精力投入城市非农产业。另一方面,农民在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他们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与工业化大生产相关的失业、工伤等风险。但他们不能获得抵御这种风险的城市社会保障。而农村土地具有一定的保障功能,对农民具有最低生活保障的意义。为了使风险最小化,农民不放弃农村土地。农民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行为目标引导农民走上了农业兼业化道路。Р从宏观角度看,以我国农业小规模分散经营为基础的农民工兼业行为不利于我国农业的长远发展。首先,农民普遍兼业而不放弃农村土地,不利于农村土地流转而向种田能手集中,因而不能实现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其次,农民不放弃农村土地仍进行农业生产,但其目的不是农业经营收益最大化,即表现为农业产量最大化,而是为了抵御在城市从事非农经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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