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是一个民族精神本质的集中体现,透过那些远古的,接近自然气息的民俗更能真切的认识人类生命活动的主体,进而表达自己的审美价值。所以,张艺谋将镜头瞄准民俗是有着深厚的文化蕴意的。不论是在《红高粱》中民俗仪式的极尽渲染,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和《菊豆》中对民俗活动的极力否定和批判,都是借民俗来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以引起现代人的思考。这种精神是“五四”启蒙精神的继续与发展,与鲁迅先生的“改造国民性”同出一辙。所以我们说,张艺谋电影中的民俗绝非单纯的“为了表现而表现”,我们必须要透过现象去发现本质。至于说张艺谋电影中的民俗在中国文化史上所没有的部分,他创造性地加入电影,也是不难理解的。电影是一门艺术,民俗仪式亦是一门艺术,一切艺术手段都是为表达而使用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张艺谋电影中的民俗具有着多方面的美学价值:不仅营造了艺术情境,还揭示了影片主题和人物性格,暗合了婚姻和性文化,更主要的是民俗肯定了人的价值,张扬了人的个性,是传统文化与历史的积淀。所以张艺谋的电影才能引起轰动,才能让观众赞叹不已。“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实质”,在西方观众的眼中,张艺谋电影大概只是“好看”,而我们更应该看到“好看”背后的真正内涵。民俗的加入也正是张艺谋思考人的本性与本质的结果,是深入思考传统文化的结果。Р在张艺谋电影的评论中,另外一些有别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误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这些误读中,有一个火力较为集中的观点是:张艺谋电影是后殖民语境中的文本。后殖民理论是在西方学院机构里流行的一种以殖民话语为研究对象的批评方式。一般公认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义德开辟了这个批评的新疆界。他的《东方主义》为这一话语的代表之作,这本完成于1977年的著作,十多年后,在中国大陆学者对张艺谋的批评文章中被频频引用:“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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