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将公共行政和私营企业的管理相等同的理论观点,恰恰破坏了公共行政所应有的真正意义,势必造成公共行政学“公共性”的衰微。Р 其二,“管理主义”将效率视为公共行政的终极目标。固然,任何领域的管理,都要通过对组织所拥有的稀缺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和利用,行政组织亦不例外。在这一点上,强调效率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效率并非是公共行政唯一的价值追求和终极目标,因为公共行政不仅仅是公共目的的执行,同时也是公共目的的创造。公共行政的功能在现代社会很大程度上在于促进公民社会所拥有的基本价值,如自由、秩序、正义和公共利益等基本价值的实现。显然,以效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只会引导人们关注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而忽视对目的本身的重视,可能使公共行政活动误入“技术乌托邦”的歧途,致使公共行政的诸如民主、平等、公正等基础性价值取向被市场的诸如收益、效益、竞争等价值取向所取代。Р 其三,“管理主义”对政府的公共责任造成一系列冲击。从法理上讲,政府所行使的公共权力来源于社会公众,因此,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的公共责任才具有合法性。这种责任取向主要表现为对全体公民的偏好和需要的回应。但在传统的官僚制中,由于信奉“政治- 行政”二分法原则“, 行政人员责任的焦点在于确定和遵守他们确定的标准及程序”,而非对外界的回应。虽然新公共管理也强调公务员的职业道德与奉献精神,但其“市场导向”的理念却将公民对政府的意义比拟为顾客对企业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公务员所应具有的面向全体公众的“公共责任”很可能会沦为一种面向少数富人的“职业道德”,其“公共性”理所当然地会有所丧失。总之,正是西方公共行政理论中一直占主流地位的“管理主义”倾向,导致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学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公私差别、盲目崇拜“市场价值”,片面追求效率,无视民主社会中基本价值的局面。“管理主义”所造就的“管理神话”正逐步将“公共性”从西方行政学中抽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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