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不同的发展局面。可以说,抗战以前的这十年,是我国语文教材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国统区的教材由民间编写,政府部门只负责审查。代表性的课本有叶圣陶编的《开明国语课本》,夏丏尊、叶绍钧合编的《国文百八课》,孙俍工编的初、高中《国文教科书》,朱文叔编的《新课程标准适用·初中国文读本》,傅东华编的《复兴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等。其中,夏丏尊、叶圣陶合编的《国文百八课》是当时影响很大的教材,直至今日,它对教材编写的影响依然很大。Р“编者在《编辑大意》里说‘给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把选文按体裁分类,按‘文章学’系统依次排列,每一课为一个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单元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这套教材的文体知识趋向系统化,读写任务趋向明确化,为以后新语文教材的编制,勾勒了一个基本的模式。”[[5]]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统区使用的正规教材开始由“自由编制”向“统一编制”转变,教材中加进了“党义文选”,地方官僚和封建遗老还鼓动学生“尊孔读经”,大讲文言文,这一时期的语文教材出现了明显的倒退。由于特殊的社会形式,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自学课本”、“活用课本”和“进修课本”。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仍然坚持教材统一编制,由于特殊的政治形势,这一时期的“活用课本”仍在使用。Р四十年代,解放区的语文教材发展也初具规模,值得大书一笔。这一时期的教材编写密切联系生产生活实际,为抗日斗争服务,为生产斗争服务。教材编写更注重实用文化,注重提高广大群众的语文水平。1945年由新华书店出版的《中等国文》是这一时期解放区语文教材的代表。这本书的主要特点是把汉语汉文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用途的掌握作为国文教学的目的,选文兼顾文艺文和实用文,而侧重点却在实际应用,这与解放区迫切需要人民学习文化知识的要求是密不可分的。同时,该书的助读系统和作业系统也相对完善。总之,该书的指导思想就是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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