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国家话语的共同作用,国统区和解放区的翻译家普遍认同和择取英美或俄苏等国家的文学,同时疏远、排拒日本文学,即使译介,数量也很少,且集中于日本反战作家作品的译介。翻译家通过文学译介活动,保持和强化文学的民族特性,来巩固反殖民主义阵营。在沦陷区,译事活动呈现出不同面貌:日本殖民当局为了凸显和宣扬本民族的优越性,鼓吹其文化纯粹论,扶植日本文化和文学在沦陷区的译介研究,从而造成沦陷区日本文学翻译的畸形繁荣。日本殖民当局同时压制反法西斯活动,使翻译家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从事反法西斯文学的译介活动,或为自己的译介活动创造条件。总之,在抗战时期,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策略都与当时的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其中所展现出来的排斥与接纳,都上升到民族的意义层面,可见,由翻译所起的构建异域文化的强大作用不可小视。难怪有研究者这样总结翻译的作用:“从长远来看,通过建立起外交的文化基础,翻译将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强化国家间的同盟、对抗和霸权。”(15) 所以,如果我们把眼光局限于译本与原本的对应问题,而漠视翻译动机、译介主体文化所发挥的作用,就难以理解何以在不同区域,外国文学译介的面貌为何如此不同。本文旨在梳理抗战时期翻译文学的大致轮廓,若想更深入地了解抗战时期的翻译文学,还可以从以下方面作进一步探究:研究翻译活动如何在主体文化里面运作的,以探讨译介活动所能产生的文化力量,以及译介活动和主体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这里可能涉及的问题是,译介研究是否能造成文化影响,又或是造成怎样的影响,其中并不在于语言转换的过程,而是视乎译介主体如何制约、又如何接受这个过程,具体地说,它涉及到三种因素,即译者的诗学观(poetics)、当时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力量,等等,这样,可以从译介活动的不同角度来看抗战时期日本的文化殖民和中国文人的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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